序论
1840年6月，史称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的结果是英国依靠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清王朝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中国近代外交就这样在失败与屈辱中揭开了帷幕；中国从此开始了被动地逐步卷入了全球性国际社会形成的历史进程之中。当时诚如李鸿章所言，中国人终于不得不面对的是“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人在几千的历史中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即他们面临的外来威胁不仅是入侵者们武装着坚船利炮，而且还有那些武器背后的典章制度，以及一种高于中国传统文明的另一种文明，或者说比中国的传统文化先进的另一种文化。这一大变局是当时一切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源头活水，是当时所有先进的中国人提出要改革并最终走上大规模的、激进的革命道路的一个最深刻的原因。当时的清王朝统治者们面临如此天翻地覆的大变局，却仍在作着“天朝抚有四海”、“天朝统驭万国”的旧梦。他们死抱着“中国中心”的陈腐观念，相信只要维持住中国的传统秩序，以及被他们视之为立国基础的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威，“天朝德威”仍会继续“远被”，包括列强在内的“万国”也终会“来王”。但是，来自东西方的入侵者们用大炮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了晚清王朝统治者的幻梦。为了对付东西方列强接连不断的入侵，晚清王朝的统治者们翻遍了中国的旧武库，用尽了一切曾经被称为是传统法宝的手段。从使用弓箭、长矛和马队的武装抵抗，到“怀柔羁縻”、“以夷制夷”的外交手腕儿，乃至“用夏变夷”的自我安慰，等等。结果证明，所有这一切曾经捍卫过多少代王朝的办法，都无法改变由先进将战胜落后这个基本法则所决定的历史进程，中国在清王朝的屡战屡败中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幻想中的“万国”不仅没有“来王”，倒是晚清王朝变成了“洋人的朝廷”，变成了列强谋求和维护它们在华利益的工具。列强则靠着它们的军事力量，迫使清王朝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最终在中国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中国的对外关系则被禁锢在这个庞大牢笼之中，日渐失去自主发展的余地。晚清王朝面临的不仅是列强武力征服的冲击，还有这种冲击引起或持续加剧的中国社会的动荡。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在内外矛盾的共同作用下，酝酿着巨大的危机，下层社会的起义和统治阶层内部的改革运动此起彼伏。列强的武力入侵与中国社会危机的加剧，使清王朝的统治者一直面临“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这种两难的选择差不多是从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开始的，到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和《辛丑条约》签订时，终于由当时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作出了结论，即“宁赠友邦，不与家奴”。清王朝的对外政策从此走上一条不归路，中国的外交彻底地服从维护清王朝的生存与统治的需要。清王朝在行将灭亡之时，给近代中国被动开始的外交打上了独特的烙印，即统治者们总是将处理对外关系与阻碍中国社会的变革联系在一起，外交成了统治者在旧秩序与新世界之间设置藩篱的手段。清王朝末期外交的这一特点，几乎被后来的历届反动统治者所继承；中国对外关系的演变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与中国内部的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由于中国的大门被迫向世界打开，列强的坚船利炮赖以支撑的先进技术，以及这些先进技术得以日新月异的科学文化和典章制度，伴随着廉价商品、传教士等等一起进入中国，使中国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经历过一次次失败的战争，面对着扑面而来的欧风美雨，一些先进的中国人睁开眼看世界时，终于不再相信中国是世界“中心”的神话了。他们也不再认为，祖先创造的灿烂文明可以供后来者无止境地自我陶醉；老祖宗传下来的典章制度也不可能再使中国永保太平和安全。他们相信，应该也只有向西方学习，到世界上去寻找救国的真理，进行深刻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中华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重新获得受尊敬的地位。从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看，向西方学习同抵抗列强的侵略一样，成为中国越来越激进的社会改革和革命运动的主要动力之一；也构成了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甚至可以说是更为深刻地影响中国近代外交的一个方面。当中国步入20世纪时，它在对外关系方面陷入无以复加的困境。一方面，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制不断被强化和扩大，华夏大地在入侵者的践踏下变得满目疮痍。另一方面，中国人面对着一个不堪忍受的外部世界，中华民族被抛到列强塑造的世界秩序中的底层，任人欺凌和宰割。最突出的莫过于第一次大战后的遭遇。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站在战胜国的一方，战后在巴黎和会上仍然被要求向日本出让权益。这一切对于多少年来一直站在世界文明前列的中华民族是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中国人的自尊心受到从未有过的伤害。使人倍感屈辱的外部世界与中国人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交织在一起，并经常产生恶性循环。这从深层次上决定了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政策必定是病态的和混乱的，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方式也必定是混乱和病态的。中国在外交上蒙受的耻辱和陷入困境犹如一道催化剂，加速了中国近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并汇聚成汹涌澎湃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洪流。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掀起的第一个巨浪，它一举摧毁了清王朝的统治，在中国结束了延续几千的帝制。辛亥革命发动者们举义的理由之一，就是清王朝已经变成了“洋人的朝廷”；他们相信随着共和革命的成功与新国家的兴起，中华民族终将实现伟大的复兴；中国人在清王朝统治时期蒙受的耻辱必定会被一扫而尽。然而希望很快便破灭了。南京政府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下夭折，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并没有给中华民族带来复兴，随帝制崩溃后出现的是军阀割据、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在辛亥革命之后一个混乱的时期，清王朝给中国外交留下的遗产被各色军阀继承。列强则乘机利用中国分裂的局面，分别与中国不断变更的中央统治集团、各派政治力量以及各地方军阀统治者等，建立了密切而又复杂的关系。它们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利用这种关系，影响中国的政局，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在这种局面中，列强之间的利益冲突往往同中国各派军阀之间的内战交织在一起。各派各地方的军阀也总是企图获得某个列强的支持，依靠外国援助来打击国内的对手。在国内军阀争权夺利与对外关系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国家的权益不断被出卖；另一方面是内战连绵不断，政治和社会矛盾丝毫没有缓解。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危机和灾难，与清王朝统治时期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中国的权益在继续丧失外，列强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能力和实际达到的深度、广度也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的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交叉发展、相互影响的复杂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只要中国继续处于分裂状态，以及列强不放弃通过干预中国内政以谋取利益的企图，中国任何一支政治力量在制订自己的战略和追求自己的政治目标时，都不能不充分地关注和稳妥地处理对外关系。这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现实。20年代初期，辛亥革命后一度消沉的民族解放运动，再次汇聚成声势浩大的反帝革命浪潮，最终爆发了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大革命运动。这场运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冲击着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当时以工农为主体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将那些现代的反帝爱国思想广泛地传播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也包括最底层的乡村社会。“打倒列强”的口号被送到千百万农民的耳中。另一方面，站在这场运动前沿的革命者们，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汲取了教训。他们多少都认识到，仅仅推翻一个清王朝这样的统治集团，并不足以解决中国对外关系面临的灾难。要使中华民族摆脱如此深重的危机，就需要对中国进行一场彻底的政治改造和社会改造，在重新构建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上，重构中国的对外关系。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关系出现的新变化是，中国由下而上的民族革命运动得到了苏联的同情与支持。当时越来越多的政治精英们相信，与向西方学习相比较，“走俄国人的路”很可能是更为可取的另一种选择。20年代中期兴起的大革命运动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却仍然未能摧毁旧中国对外关系所联系的整个社会基础和政治结构。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和国民党发动政变，国共分裂导致大革命运动最终失败了。1928年间，国民党靠着攫取革命运动的果实，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中国终于出现了形式上统一的局面，但之前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格局却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国民党统治集团不仅没有获得人民的广泛支持，并且内部矛盾重重，这使国民政府一直难以获得建立新型外交的基本条件。他们不得不又一次走上那条老路，将在外交上寻求列强的普遍支持作为巩固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的手段；同时设法使各国在华势力之间维持某种平衡，以便他们在进行国内斗争时，有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列强在承认南京政府的同时，仍然保持着与挂上了国民党招牌的各派系军阀的联系，并企图靠操纵地方势力谋利。从南京政府建立到30年代中期，国际环境相对稳定，中国却仍然是内战不断。在这个时期，国民政府曾经提出过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目标的所谓“革命外交”，试图逐步改善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但成效甚微。1931年秋，日本关东军制造了九一八事变，随后迅速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三省。中国陷入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将灭亡全中国的威胁，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延续了前此历届统治者的老路，在“攘外”与“安内”之间，选择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国民政府一方面争取西方大国和国联的支持，试图依靠“以夷制夷”的老办法，重新恢复列强在中国的力量均衡，从而遏制住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另一方面是企图对日妥协，以便争取时间，集中力量消灭中共和打败国内的其他政治势力。这种“外交抗战”和对日妥协的政策，不可避免地导致国民政府的外交失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步步深入，西方列强和国联则是口惠而实不至。西方大国不愿采取行动制止日本侵略中国，固然是由其对外政策的本质所决定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国民政府外交失败在一定程度是由它对日本侵华的消极抵抗政策造成的。当时的国联秘书长曾经向一位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指出：“当一国受外国侵略时，首要的是自己起来抗战，才有希望得到别人的援助。如果自己不抵抗，像中国政府一样希望别人替你们火中取栗，这是史无前例的。”这段话是为国联的无所作为开脱？是对中国代表团的揶揄和嘲笑？抑或是对中国深表同情时的怨其不争？无论如何它触到了国民政府外交失败的根源。近百年来被不断强化和扩大的不平等条约体制依然存在；列强仍然能够利用中国实际上不统一的状态干预中国内政、操纵中国的政治局势；中国旧的外交格局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基础和政治结构尚未被摧毁；中国由于日本侵略而处于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之中；居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在内外交困时，照旧不肯抛弃近代历届统治者的外交思路和对外政策；……。这便是中国共产党人在30年代中期开始制定对外政策和发展对外关系时，面对的历史与现实。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便一直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几乎都走过一段由爱国而革命而信奉共产主义的思想历程。在他们心目中，共产主义是具有社会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双重含义的。它既是消灭那种人剥削人的制度的奋斗目标，也是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主要途径。从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人先是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运动，后来又领导了10年土地革命战争。在这两次历时十余年的国内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认为，中国革命的矛头应该指向整个的资本主义世界。他们与国际社会的全部联系也十分简单，就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列里。这种状况固然与中国共产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有密切的关系，但当时中共面临的国际环境的确也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客观原因。华盛顿体系的建立大致协调了列强在华的利益和政策，列强之间的矛盾相对缓和，使它们可以一致行动，与中国的反革命政治势力组成联合战线，共同对付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世界政治中的基本格局和有关国家的对华政策，使中国共产党人当时很难有其他的选择。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日本侵华战争一方面加剧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同时也打破了华盛顿会议确立的列强在东亚的均势。如果说1931年以前东亚相对稳定的列强均势是使中国革命运动难以发展的主要外部因素，那么此后东亚国际关系的剧烈变动，确实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列强之间不断发生和激化的矛盾，使中国共产党人有可能通过制定和执行合理的对外政策，为自己生存和发展创造更有利的国际环境。从更为广阔的背景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一场将中国与世界连结起来的战争。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组成部分，中国从此与世界已经密不可分了。中国任何一个政治力量的前途都在相当程度同它与世界政治的关系联系在一起。东亚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变化，在客观上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制定对外政策和发展独立自主的对外关系的必要性。纵观当时中国的政治舞台，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哪一派政治力量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具备了迎接挑战的特殊条件。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外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是，列强可以对中国内政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就中国本身而言，除了国家落后之外，政治上的软弱无力又是由两方面的因素造成的。首先，不论是末代的清王朝，还是北洋政府，以致后来执政的国民党，无一不是内部矛盾重重。清末王朝中有帝党后党之争，北洋政府有府院之争，国民党内部更是派系林立，互相倾轧。在所有这些纷争的背后，若明若暗地都可以看到列强在从中操纵。列强甚至能够直接利用中国居统治地位的政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在中国政治中纵横捭阖，达到它们的目的，这的确是近代中国政治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悲剧。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所有这些政治集团的重要的区别之一，就是它有十分坚强的组织和十分严格的纪律。它的领导核心是由一批有共同理想的政治精英组成的，他们有着相当统一的思想与意志。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人还组织起一支纪律严明、行动整齐划一的革命队伍。历史证明了任何大国几乎都没有可能找到中共的内部矛盾来加以利用，以达到影响中共的内外政策的目的。近代中国正处于从旧秩序向新体制过渡的过程中。当时的情况是旧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尽管依然存在，但毕竟正在分崩离析，同时新的体制却始终没有产生和形成。这使得本来就不够坚固的中国社会结构变得极度混乱和涣散。中国历届的统治者从来就很恐惧民众组织起来；以往的革命家们也曾哀叹中国民众是“一盘散沙”，但他们既没有能力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去组织和动员民众。进一步说，中国是一个地域极为广阔和人口众多的超大型国家，中国的任何政治力量如果不能根植中国社会并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它的对外政策必定是缺乏合法性的，而且它必然会失去处理对外关系的力量和后盾。历史证明，是中国共产党人肩负起了教育和组织民众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人承担了社会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双重任务，在进行反帝斗争的同时，也开始进行组织和动员民众的工作。大革命运动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他们坚韧不拔和始终如一地从事乡村政权的建设和改造工作，按照自己的目标并用自己的方式，教育和组织起几千年来一直处于愚昧和落后状态的千百万农民。很难说毛泽东在为“收拾金瓯一片”而欣喜时，已经自觉地意识到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将对中共乃至中国的对外关系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然而，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从他们史无前例地改造中国乡村社会和组织农民的工作中，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人就是站在这个坚固的基础上，从延安迈出了走上世界政治舞台的步伐。如同所有重大的事件的缘起和发展一样，从1935年到1949年10月中共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缘起和发展，也是在特定时空中的的历史结构中展开的。这里所谓固有的历史结构包括三个主要方面。其一是中共党内的矛盾和斗争。最突出的是在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与王明的错误路线的矛盾与斗争。这场斗争表明，中共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中共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首先要做到的是必须在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中保持独立自主；在处理与苏联对外政策的关系上保持独立自主。可以说在经过延安整风以后，中共党内已经基本不存在会影响中共中央制定对外政策的严重矛盾，尽管在具体政策上会有不同意见。其二是支配中国政治基本走向的国共斗争。中共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缘起和发展，始终贯穿着如何处理国共关系这个中国政治中的核心矛盾。从历史的进程看，中共领导人处理国共关系的重大政策调整和重大战略转变，都同他们对国际政治环境的认识变化和调整对外政策等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样，中共中央历次调整对外政策，都主要是为了有利于各个时期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或是为了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在中共的革命战略中，处理国共关系和制定对外政策之间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互动的结构。其三是中国革命运动与东亚国际格局之间的互动。一方面是大国在东亚地区关系的变动，构成了中共对外政策缘起和发展的主要国际背景，而且它的影响后来变得越来越直接。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共中央一些国内政策的重大调整反映了中共领导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是他们对中国革命运动所处的国际环境变化的反应。另一方面，中国革命的发展本身就意味着东亚国际秩序必将经历一次革命性的转变。最典型的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建立在摧毁以雅尔塔秘密协议和中苏条约为蓝本的国际秩序的基础上的，有关国家必将面对一个在激烈的社会革命中崛起的新国家。总而言之，上述三方面的内容构成了理解这15年中共对外关系的主要线索。本书试图沿着这些基本线索，分析中共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缘起和发展的基本原因和主要特点，以及它们对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历史性影响。
《从延安走向世界》第三版序言
《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以下简称《从延安走向世界》）最初是福建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之后很快受到国内和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评价。国外一些著名杂志如The China Quarterly、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Chinese Historians等，先后刊载了一些专家学者的书评。在国内如《美国研究》、《党史教学与研究》等著名杂志也刊载了书评，另外还有一些报刊做了报道。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著名教授梁思文（Steven I. Levine）先生将这本书翻译成英文，美国EastBridge 出版公司于2004年出版了英文版。英文版出版发行后，一些国际著名的大学的有关课程将英文版列为必读书。2008年，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的第二版。非常感谢九州出版社的帮助，这本书的第三版得以问世。
正如我在第二版序言中所说的，《从延安走向世界》从第一版到现在，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第三版对于我首先是可以根据这个领域的学术新发展，检验本书的叙述结构和基本判断等等，是否仍然可以站住脚的。我的判断是这本书提出的框架和主要观点迄今为止也未过时，也没有被其他有相同内容的论著所超越。其次是可以再次，修订和补充原书内容的机会，这包括了使观点的表达更为准确和恰当；根据新发现的历史档案，对过去的一些分析和判断做进一步完善或修订；将一些新的历史发现补充进去，从而使叙述更连贯、更具体，等等。
在这一本的修订中，大多数章节都增加了新的内容，包括新的历史文献和对一些案例做了更深入地分析和阐述。由于利用了更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做了更具体、详细的分析和叙述，这一版更充分地揭示从1935到-1949这15年里，中共对外政策、对外关系的缘起和演变。这有利于读者更系统地了解这个过程所蕴含的极为复杂的内容及其意义。
关于《从延安走向世界》再次出版对于这个领域的研究发展的价值，还是要放到这些年学术发展的潮流中取判断。这里引用本书再版中的一些说明，现在看来它们并不过时。首先是近20年来，中国学术界有关从抗日战争时期到建国前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研究取得很多新的进展，出版了一批高水平的论著。这些论著涵盖的范围广阔，内容丰富，包括了延安时期中共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诸多方面，以及战后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与国际冷战之间的互动，等等。特别是在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冷战的关系方面，一些成果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其中一些成果贝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
上述进展部分地得益于客观条件的大幅改进。此前中国学术界的研究依靠的主要历史文献是中国政府公布的一些数量有限的文件集，以及改革开放后中美学术交流使中国学术界得以较快接触到的美国外交档案。90年代中期以后，前苏联档案被持续的公开了，这为中国学者提供了大批极有价值的历史文献。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它是有关研究的数量和质量都大幅提升的重要原因。当然，多国档案的开放固然给有关的研究提供了积极的条件，同时也对学术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根本性地调整既有的知识结构，以及有较强的运用不同语言的能力。
前苏联档案的大量涌现极大地改变了中共对外关系研究的状况。此前的研究由于很大部分是依靠美国外交档案，对中共与美国的关系的研究比较深入细致，发表的成果的质量也比较高。90年代中期以后，有关中共与苏联关系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深入和细致的程度的确令人赞叹。这些研究成果逐步影响甚至部分地改变着以往对中共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整体认知。正是在这些发展的基础上，学术界已经有条件并已经开始思考和研究一些更为宏观的问题，如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冷战的相互关系，中共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演变对东亚冷战的发生与发展的影响，等等。
从中国对外关系研究的全局看，1935年至建国这个时期中共对外关系与两个重大的领域直接相关。首先它是抗日战争到建国前的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对中共对外关系的研究，对这个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阐述肯定是不完整的，很多重要的问题，包括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的演变等等，都是不可能解释清楚的。
其次是中共对外关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有着“天然联系”。要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历史，首先必须理解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及其对外关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之间的历史性连接。从历史连接的层面，简单地说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是从中国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中演变过来的。广泛一些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已经同外部世界建立了某种关系，如与苏联的关系；与一些国家从事民族和革命运动的组织之间的关系；还有抗日战争时期与美英等西方国家驻华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等等。这些关系远谈不上是丰富全面的，但对中共以致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外交思想和对外行为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例如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期的对外政策是在中国革命的最后阶段制订的，而不是建国之后制订的。
不过，所谓“天然联系”并不仅仅是指“历史连接”。它的核心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形成和发展的最初动力，直接来自中国革命运动，它在形成阶段的主要目标产生于中国革命运动，它的主要特点也是由中国革命运动所塑造的，而且它也是直接从中共的对外关系延续下来的。只有系统了解中国革命运动发生、发展直到取得最后胜利这个大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中共领导人是如何思考和制订对外政策并处理对外关系的，特别是他们逐步形成的认知结构和理论体系等等，才能深入理解和揭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缘起及其主要特征的来龙去脉。希望《从延安走向世界》的再次出版有利于推动这项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 | 牛军，法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荣休教授。多次到美欧日等国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担任客座教授或客座研究员。多年从事中国对外关系、中美关系、美国对外政策等研究。